资讯来源：走出去法律智库2025年1月21日  有删节

本文将结合BIS近期发布的《Fact Sheet: Transforming the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2025年1月15日）全面回顾拜登时期BIS的重大政策演变，解析这一时期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发展轨迹。

在拜登政府执政的四年间，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愈发复杂。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等国家的技术实力与战略进取心不断提升，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双用途技术的快速发展也改变了创新与军事领域的竞争态势。

拜登政府一方面通过投资强化美国本土的技术与制造业实力，另一方面则通过严格的出口管制确保潜在对手无法获取可用于军事目的的先进技术。这一时期，BIS的职能得到显著扩展，其影响力已远超传统的出口管制范畴。

1. 对华政策：“小院高墙”

拜登政府对华技术管制的最大特点是采取了“小院高墙”策略。这一策略虽然在管控范围上相对集中，但在重点领域筑起了壁垒。半导体领域的管控措施最为典型：

− 2022年10月，限制中国购买和制造高端芯片。

− 2023年10月，扩大管控范围，加强对芯片制造设备的管控。

− 2024年12月，管控半导体制造设备、软件工具和高带宽内存（HBM）。

− 2025年1月，加强对晶圆厂的尽职调查，防止技术转移。

BIS认为，这一系列措施限制了中国获取先进芯片，阻碍了获得关键制造设备的途径，BIS并认为这可能使中国先进芯片制造能力落后国际水平5年（注：此为BIS描述）。

拜登政府在实体清单的运用上也创下新高。四年间新增近600家（超过55%）中国实体，其中仅2024年就新增超过300家，这一数字超过了此前历届政府的总和。

2. 对俄政策：多边联盟的协同打击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BIS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行动效率。通过与38个伙伴国家组建全球出口管制联盟（“GECC”），对俄罗斯实施了全方位的技术封锁。这种多边主义政策不仅大幅提升了管制效果，更为未来的国际出口管制合作树立了新范式。

具体数据显示，BIS在这一时期发布了近50项针对俄罗斯的管制规则，涵盖2500多项技术项目，并将750多家俄罗斯实体列入管制清单。执法成果同样显著：完成100项起诉、49次逮捕、12次引渡和21次判决，有效打击了俄罗斯的全球技术采购网络。

3. 供应链安全：从软件到硬件的全方位防护

在供应链安全领域，BIS通过新设立的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办公室（“OICTS”）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

− 保障联网汽车安全：2025年1月，禁止与外国对手有关联的联网汽车及相关技术进入美国市场。

− 封堵软件安全漏洞：2024年6月，禁止卡巴斯基实验室反病毒软件在美国销售。

− 加强商用无人机监管：2025年1月，就商用无人机供应链安全公开征求意见。

− 构建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框架：推出多项法规，在促进人工智能创新的同时，限制相关国家获取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和模型。

− 应对生物技术风险：2025年1月，对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的双用途实验室仪器实施新的管制。

在新兴技术领域，BIS构建了涵盖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多个领域的管制框架。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通过扩展最终用户验证项目、设立负责任的AI框架等措施，在促进创新与保护安全之间取得了相对平衡。

二、执法创新：提升威慑力的新举措

拜登政府时期，BIS在执法领域进行了多项创新。设立商务部筛查系统实现了许可证申请的自动化审查，公开发布指控书提高了执法透明度，提高处罚金额则增强了威慑效果。其中对一家违规向华为出口产品的公司处以3亿美元罚款，创下了BIS史上最高单笔行政处罚纪录。在执法效果上，BIS通过与其他机构合作成立的“颠覆性技术打击工作组”（Disruptive Technology Strike Force）取得显著成效。自成立以来，该工作组已公开起诉26起刑事案件，较成立前两年的执法行动增加了50%，创下了多项历史新高，包括定罪数量、监禁时间、临时拒绝令（TDOs）和定罪后拒绝令数量等。

三、国际合作：构建多边管制新秩序

在执法合作领域，BIS建立了多个创新性的国际合作机制。与日本和韩国共同成立的“颠覆性技术保护网络”（Disruptive Technology Protection Network）着重于信息共享和执法最佳实践的交流。同时，BIS还与七国集团（G7）建立了新型出口管制协调机制，并联合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成立“出口执法五国联盟”（Export Enforcement Five），进一步加强了国际执法协调。

在美国与澳大利亚、英国之间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框架下，BIS大幅简化了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军民两用物项贸易程序。具体措施包括取消对多类物项的许可证要求，涉及军火、导弹技术和发动机热端技术等领域；扩大再出口许可例外的适用范围；取消向武装部队出口高速和热成像相机或用于军事装备生产的限制。此外，BIS还将免许可待遇扩展至特定太空相关出口，使某些遥感设备、空间物流、卫星/航天器组装和维修服务等领域的出口更为便利。

在敏感技术管控方面，BIS采取了更具包容性的多边管制策略。以量子计算技术管制为例，BIS通过为采取类似管制措施的理念相近国家设置豁免机制，在强化管制效果的同时也促进了贸易和外交关系的发展。BIS还与盟友就防范管制物项转移风险进行深入讨论和谈判，共同确保对手国无法通过替代渠道获取受管制物项。

此外，BIS还将合作触角延伸至学术领域，通过与40所美国研究机构开展学术外联计划（Academic Outreach Initiative），帮助高校保护敏感研究成果，防范国家级对手的技术获取企图。这一举措体现了拜登政府在技术安全治理方面的全方位思维。

结语

拜登政府时期的出口管制政策对全球技术与贸易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中国企业构成了严峻挑战。在特朗普重新执政后，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调整，但预计核心战略方向仍将维持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严格限制，中国企业应密切关注新一届政府的政策动向，做好充分准备。

参考信息源：https://www.bis.gov/media/documents/bis-fact-sheet-biden-administration